在田里？在水上？瑜伽还能这样练

在印度(yìndù)北部喜马拉雅山麓的(de)瑞诗凯诗（Rishikesh），恒河水流经这片被称为“世界瑜伽(yújiā)之都”的圣城时，晨雾中总(zǒng)漂浮着低沉(dīchén)的梵唱。公元前3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遗址出土的泥板上，清晰刻画着类似“树式(shùshì)”“坐姿(zuòzī)冥想”的图案，印证着瑜伽作为远古身心实践的存在。1893年9月11日，29岁的印度僧人辨喜（Swami Vivekananda）身着藏红花僧袍，在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以“兄弟姐妹们”的平等称谓开场，其演讲《印度教的理想与现实》震动全场，《纽约时报》次日以《东方智者点燃西方灵性之火》为题，报道这位“来自恒河的哲人”如何用英语诠释瑜伽的普世性——“它不是某一宗教的私有财产，而是人类探索(tànsuǒ)心灵(xīnlíng)自由的共同遗产”。如今(rújīn)，当(dāng)纽约曼哈顿的白领在42层落地窗前练习(liànxí)阿斯(āsī)汤加瑜伽，当上海豫园旁的老茶馆推出“禅茶瑜伽”体验课，这项跨越五千年的古老智慧，正以“健身运动”“文化(wénhuà)符号”“精神疗法”等多元面貌，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对话样本。值此国际瑜伽日，让我们沿着历史脉络(màiluò)，解码瑜伽的全球化密码。 一、从(cóng)神庙到都市：瑜伽的现代化历史轨迹 （一）神智学运动与早期(zǎoqī)西方认知 19世纪末的西方(xīfāng)社会正(zhèng)经历工业革命后的精神空虚，神智学运动（Theosophy）应运而生。1875年，俄国移民海伦娜·布拉瓦(bùlāwǎ)茨基（Helena Blavatsky）在(zài)纽约创立神智学会(xuéhuì)，其著作《秘密教义》宣称“东方智慧是解开宇宙真理的钥匙”，掀起西方对印度(yìndù)哲学、佛教冥想的系统性(xìtǒngxìng)探寻。德国学者海因里希·齐默（Heinrich Zimmer）耗时(hàoshí)十年译注《印度哲学》，将瑜伽八支理论拆解为“心理训练-生理调控-宇宙认知”的现代学科框架，被《泰晤士报》评价(píngjià)为“为东方神秘主义装上西方理性的齿轮”。瑞士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（Carl Jung）在1929年与汉学家卫礼贤合译《金花(jīnhuā)的秘密》，直言“瑜伽的冥想实践与分析心理学的无意识理论形成(xíngchéng)跨时空共振”，其苏黎世诊所甚至将冥想纳入(nàrù)治疗方案。 英国语言学家马克斯(mǎkèsī)·缪勒（Max Müller）主持的(de)《东方圣书》系列翻译工程（1879-1904）具有里程碑(lǐchéngbēi)意义，其中1903年出版的《瑜伽经》英译本首次完整(wánzhěng)呈现“制戒、内制、体式(tǐshì)、调息、制感、专注、冥想、三摩地”的八支体系，引发剑桥大学“东方学”研究(yánjiū)热潮。与此同时，《西藏(xīzàng)度亡经》的西方(xīfāng)译介（如1927年沃尔特·埃文斯-温兹(wēnzī)译本）引发公众对“东方死亡哲学”的猎奇，《纽约客》曾以《瑜伽：从恒河到(dào)哈佛的灵魂(línghún)之旅》为题，报道哈佛大学生物系教授试图用脑电图记录冥想者的“濒死体验”。尽管神智学运动后期被科学共同体斥为“伪科学”，但其培养的学术群体——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瑜伽研究小组，为1930年代辨喜的访美传播埋下伏笔。 （二）辨喜(biànxǐ)的跨洋传播与形象转折 18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上(shàng)，辨喜的演讲(yǎnjiǎng)策略充满文化适应智慧：他刻意淡化瑜伽(yújiā)与印度教(yìndùjiào)密宗的关联，将其提炼为“通过控制意识波动实现精神自由”的普世(pǔshì)实践，并巧妙引用(yǐnyòng)《圣经》金句“你们要进窄门”类比瑜伽修行的专注性。这场演讲可以说是瑜伽在西方传播的转折点(zhuǎnzhédiǎn)。在演讲成功后，辨喜开始(kāishǐ)系统性在美国传播瑜伽及印度思想。1895年，辨喜在纽约千岛公园建立首个西方瑜伽中心(zhōngxīn)，首批学员包括石油大亨约翰·D.洛克菲勒（John D. Rockefeller）及其夫人劳拉，后者在日记中写道：“瑜伽的呼吸法让我在曼哈顿的喧嚣中找到内在平静。” 然而瑜伽形象(xíngxiàng)的(de)发展也并非总是如初始那般平静，1911年法国冒险家皮埃尔·阿诺德·伯纳德（Pierre Arnold Bernard）的丑闻彻底扭转了瑜伽形象。这位自称“西藏密宗(mìzōng)大师”的江湖骗子在纽约开设“梵语学院”，以“灵修”名义(míngyì)诱骗女性信徒，《纽约世界报》以《密宗仪式惊现死尸与少女》为题连篇累牍报道，尽管最终因证据不足撤诉，但“瑜伽=淫乱仪式”的污名化标签迅速蔓延。1913年美国国会(měiguóguóhuì)通过《排外法案》修正案(xiūzhèngàn)，将印度瑜伽师纳入“不受欢迎的亚洲(yàzhōu)移民”范畴，直至1965年《移民与国籍法》修订(xiūdìng)，才(cái)解除对印度宗教人士的入境限制。这一时期唯一例外是尤加(yóujiā)南达（Paramahansa Yogananda），其1946年出版(chūbǎn)的《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》登上(dēngshàng)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，用“东方哲人的美国梦”叙事软化了公众偏见。 （三）身体瑜伽的科学化与商业化(shāngyèhuà)转型 20世纪中叶(zhōngyè)，两位(liǎngwèi)关键人物(guānjiànrénwù)推动(tuīdòng)了瑜伽向“身体实践”转型：帕塔比·乔伊斯（K.Pattabhi Jois）与艾(ài)扬格（B. K. S. Iyengar）均师从瑜伽大师克里希纳玛查里亚（Krishnamacharya），致力于将瑜伽纳入准医学框架。乔伊斯创立阿斯汤加流瑜伽（Ashtanga Vinyasa Yoga），强调“有节奏、有序变换体式”的有氧运动(yùndòng)属性，其1975年访美后，在(zài)加利福尼亚州开设工作坊，吸引(xīyǐn)好莱坞明星与运动爱好者(àihàozhě)。同期(tóngqī)发行的《瑜伽杂志》（Yoga Journal）内容显示，1970年代美国瑜伽教学已基本剥离“超然性”元素，聚焦身体力量训练。 艾扬格在英国的传播路径更具(gèngjù)医学色彩：因幼年疾病经历，他开发出借助砖块、伸展带等工具的精准顺位体系，1966年出版的《瑜伽之光》（Light on Yoga）以600余幅解剖图标注体式细节，成为(chéngwéi)瑜伽体式标准化(biāozhǔnhuà)的重要文献。1969年，内(nèi)伦敦教育局（ILEA）将艾扬格瑜伽纳入体育课程，明确“只教授体式与(yǔ)调息，摒弃冥想等精神内容(nèiróng)”。这种“去神秘化”策略使瑜伽快速融入(róngrù)西方教育体系，但也导致传统哲学内涵流失——如《哈达瑜伽经》中“身心一体(yītǐ)”的修行目标被简化为“身体塑形”。 伴随1960年代新纪元运动（New Age Movement）兴起(xīngqǐ)，瑜伽因“结合东方传统与现代科学”的形象再度升温。这场源自西方物质主义危机(wēijī)的思潮，将瑜伽冥想视为“重构人与自然精神和谐”的路径(lùjìng)，艾扬格(yánggé)瑜伽与阿斯汤加瑜伽因“可通过心理学解释效果”成为主流。1980年代“里根-撒切尔主义”推动个人主义与健身热潮，两类瑜伽进一步商业化(shāngyèhuà)：乔伊斯的弟子在(zài)洛杉矶创立高端瑜伽品牌，艾扬格则通过全球(quánqiú)巡回工作坊建立权威体系，至此瑜伽彻底完成(wánchéng)“从灵修到健身”的形态蜕变。 （四）中国本土化实践：从健身到(dào)文化融合 1980年代，瑜伽通过多元渠道(qúdào)进入中国公众视野：1981年《世界科学》译介美国论文《瑜伽与生物反馈疗法》，成为中国知网（CNKI）最早的瑜伽研究(yánjiū)文献；1985年起，由张蕙兰主讲的《蕙兰瑜伽》系列节目，在中央电视台一台和(hé)二台(èrtái)以每周7天、每天2至3次的高频率播出，持续至2000年，每日收看量达数亿人次，收获极高收视率，让瑜伽走入千家万户。同一时期，《南亚研究》期刊发表《论早期瑜伽派的学说及其特点》，显示学界开始关注(guānzhù)瑜伽的哲学(zhéxué)背景。据2000年前(niánqián)论文统计，中国瑜伽研究主要分布在宗教、体育、中医学等领域，反映(fǎnyìng)出初期认知(rènzhī)兼具“健身属性(shǔxìng)”与“文化猎奇”特征。 2000年后(hòu)，瑜伽(yújiā)在中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。以中国知网的(de)数据为例，“瑜伽教学”主题论文数量在2014年达到年度峰值（图1）。高校体育课程纷纷引入瑜伽模块，商业瑜伽馆也大量涌现。本土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，北京体育大学创编了“太极瑜伽”，将太极拳的“棚捋挤按”技法与瑜伽拜(bài)日式(rìshì)相结合；上海中医药大学开发出“经络瑜伽”，在体式中融入穴位按摩理念。不过，行业(hángyè)的快速扩张也滋生(zīshēng)了诸多乱象。依据2023年首届国际体育科学大会中发表的《国内瑜伽产业发展的困境与纾解》一文，国内瑜伽产业面临(miànlín)“行业秩序(zhìxù)混乱、政策法规滞后”等问题。 图1：以“瑜伽”为主题，中国知网生成(shēngchéng)的相关主题发文量(liàng)趋势图，2025.5.20 从传播路径看，中国接受的瑜伽已是“祛魅化”的西方改造版本——仅保留体式与(yǔ)呼吸法，剥离宗教与哲学内核。这种“健身化”转向(zhuǎnxiàng)虽扩大受众(shòuzhòng)基础(jīchǔ)，但也引发了反思：如艾扬格晚年著作《生命之光》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，中国部分学者呼吁避免“过度世俗化”，在推广身体锻炼的同时，可借鉴(jièjiàn)“禅修瑜伽”等形式，探索传统精神(jīngshén)内涵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可能。换言之，要从“中道(zhōngdào)”出发，既保留瑜伽的传统精神，又适应现代生活需求。 二、瑜伽(yújiā)现代化的特征与挑战 （一）四大核心(héxīn)特征：都市化、商业化、科学化、健身化 瑜伽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“都市化(dūshìhuà)特征”，传播中心聚焦于全球大都市。例如帕塔比·乔伊斯选择美国加州（洛杉矶、旧金山）、艾扬格以英国伦敦为基地，通过开设高端工作坊吸引都市中产。这种(zhèzhǒng)选址策略与(yǔ)19世纪(shìjì)末至(zhì)20世纪西方城市化进程高度契合——工业革命后都市人群对身心调节的需求，为瑜伽提供了理想土壤。 “商业化运作(yùnzuò)”贯穿瑜伽传播(chuánbō)的全程(quánchéng)。1970年代起，西方涌现出首批瑜伽商业品牌，如美国“Integral Yoga”与(yǔ)英国“Yoga for Health”，通过发行教学录像带(lùxiàngdài)、开设连锁课程盈利。及至21世纪，瑜伽产业形成(xíngchéng)完整链条：Lululemon等品牌通过瑜伽服饰销售、线上课程订阅、线下社群活动，构建年产值超百亿美元的商业帝国。而在商业化运作也是瑜伽经科学化改造(gǎizào)后，人们得以接受这种运动的结果。 “科学化改造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(de)关键。1972年《科学美国人(rén)》发表《冥想的生理学》，证实超验冥想可引发清醒的低代谢状态，包括氧气消耗、血乳酸水平下降等特征，与睡眠、催眠等状态有显著(xiǎnzhù)差异；1976年《柳叶刀》刊登高血压患者对照实验，显示超验冥想练习者在(zài)12周后血压显著下降，部分(bùfèn)效果持续至6个月后。这些研究为瑜伽贴上“科学健身”标签，推动其进入主流(zhǔliú)医疗体系。 “健身化转向”则是瑜伽现代化(xiàndàihuà)最直观的(de)结果。1980年代后，大部分(dàbùfèn)的西方瑜伽课程(kèchéng)仅保留体式(tǐshì)训练，冥想环节被简化为“身心放松”。英国体育课程在接纳艾扬格瑜伽时，明确剔除了“制戒”“内制”等伦理规范；阿斯汤加瑜伽通过好莱坞(hǎoláiwù)明星简·方达的推广，成为“塑形减脂”的代名词。这种转型使瑜伽受众从“小众灵修者”扩展至全球3亿健身爱好者，但也导致《瑜伽经》中“八支(bāzhī)体系”的完整性丧失。 （二）文化冲突与(yǔ)传承困境 1.科学与人文(rénwén)的张力 现代瑜伽(yújiā)的(de)“科学化”以(yǐ)牺牲精神内涵为代价(dàijià)。《哈达瑜伽经》开宗明义指出，体式是“通往心灵修行的阶梯”，但当代瑜伽教学中仅有极小部分包含冥想指导。这虽与冥想练习的专业性有关，但更多的是对其忽视的结果。艾扬格在《生命之光》中批评：“当我们用解剖学分析体式时，却忘记瑜伽的本质是控制心的波动。”这种割裂在脑科学研究中尤为明显——fMRI扫描显示，瑜伽冥想激活(jīhuó)的默认模式(móshì)网络（DMN，即大脑在静息(jìngxī)状态下活跃的神经网络）与传统“开悟”体验相关，但现代课程极少阐释这种神经机制的哲学意义(yìyì)。 2.商业化与纯粹性的冲突(chōngtū) 商业化催生“导师权威”的(de)异化。1911年皮埃尔·伯纳德的丑闻、2019年阿斯汤加创始人乔伊斯弟子(dìzǐ)的性侵指控，暴露了“灵修导师”制度与现代法治的冲突(chōngtū)。商业利益驱动下，部分机构刻意(kèyì)强化“大师崇拜”，如热瑜伽创始人比克拉姆要求学员签署“绝对服从协议”，最终(zuìzhōng)因涉嫌精神控制被起诉。 西方对(duì)瑜伽的“创造性误读”贯穿其近代传播史。神智学运动将瑜伽简化为“东方(dōngfāng)神秘主义技法”，辨喜的“普世哲学”包装实则剥离其印度教根系，而中国“太极瑜伽”等创新虽融合本土元素，但其可能(kěnéng)依旧停留在(zài)“传统符号的表面拼贴”，而并未进入文明交流以及哲学对话(duìhuà)的层面。这种适应过程中的“文化折扣”，导致瑜伽在不同文明中呈现“碎片化”形象。在印度，它仍与宗教仪式紧密关联(guānlián)；在欧美，它是纯粹的健身活动；在中国，它则兼具养生(yǎngshēng)与时尚标签。 三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(wénhuà)传播启示 瑜伽的(de)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明在全球化中的独特传播逻辑：它既非单向度的“西方化”，也不是原教旨主义的“文化(wénhuà)固守(gùshǒu)”，而是通过持续的“创造性转译”实现跨文明对话，其核心在于通过“文化融合(rónghé)与(yǔ)(yǔ)本土化”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及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实现跨文明对话与时代(shídài)适应性转型。这一过程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具有启示价值。例如辨喜在芝加哥的演讲，将《瑜伽经》的“制心一处”与西方心理学的“意识控制(kòngzhì)”对接；艾扬格用解剖学语言重构体式体系，使瑜伽成为可被现代科学(xiàndàikēxué)解释的身心技术。这种“文化转码”策略，使其在保持核心特质的同时，突破地域与信仰的边界。 “文化融合与(yǔ)本土化”是贯穿(guànchuān)瑜伽传播始终的(de)模式。早期西方(xīfāng)对印度文化的主动了解，中期印度僧人针对西方“物质侧重”调整传播策略，后期以科学化(kēxuéhuà)、健身化完成现代化改造。“科学化与现代化”是瑜伽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策略。医学与心理学研究（如《科学美国人》《柳叶刀》的实验）证实(zhèngshí)其(qí)生理心理效益，借助媒体传播获得西方主流社会认同。在“文化传播与社会参与”层面(céngmiàn)，瑜伽的全球化传播既依赖其在公益、精神修养领域的功能发挥，也得益于新媒体时代的形象管理。 在当代，瑜伽更成为“全球本土(běntǔ)化”的(de)典型案例。印度本土衍生出“企业瑜伽”——塔塔集团为员工(yuángōng)开设包含(bāohán)冥想与梵唱的减压课程，将(jiāng)传统灵性实践转化为现代职场健康方案；日本出现“日本瑜伽”或称“心身统一道”，随着(suízhe)季节的改变而转变所练习的动作；非洲国家则结合部落舞蹈节奏，创造(chuàngzào)出具有本土特色的“科米特瑜伽（KemeticYoga）”。这些实践表明，瑜伽的生命力在于(zàiyú)其“文化包容性”——既能作为标准化的健身模块，又可承载不同文明的价值表达。 综上，瑜伽的现代化路径表明，文化传播的核心(héxīn)在(zài)于“动态适应性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的前提下，通过文化转译、科学阐释和社会参与等方式，实现与现代社会的和谐共生。这为我国文化传播提供了镜鉴：唯有主动回应时代(shídài)需求、平衡多元价值、遵守法律伦理，才能在全球化(quánqiúhuà)与本土化(běntǔhuà)的张力中，推动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播，助力社会进步。 四、结语：在文明(wénmíng)互鉴中守护文化基因 从恒河岸边的(de)冥想石到上海外滩的瑜伽(yújiā)馆，瑜伽的现代化历程揭示了古老文化(wénhuà)的复兴密码：文化传播不是(shì)单向度的输出，而是在(zài)碰撞中完成基因重组。瑜伽的成功在于以科学理性消解“神秘壁垒(bìlěi)”，以商业运作扩大影响力，却也因过度世俗化面临“灵魂失落”。对我国传统文化而言，瑜伽的启示(qǐshì)不仅是方法论层面的“适应策略”，更是价值观层面的“平衡艺术”——在保持传统精髓与拥抱现代性之间，在服务社会与坚守超越性之间，找到属于中国传统的“中道”。 正如艾扬格晚年在《生命之光》中重新强调心灵瑜伽的重要性(zhòngyàoxìng)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传播终将回归本质：真正的文明对话，是(shì)让(ràng)古老智慧在现代土壤中扎根(zhāgēn)，而非让现代性吞噬文明的灵魂。值此国际(guójì)瑜伽日，或许我们更应思考(sīkǎo)：当身体(shēntǐ)在瑜伽垫上舒展时，如何让精神也找到归家的路径？而在技术割裂与(yǔ)意识形态冲突的当下，瑜伽的呼吸法蕴含了深层启示(qǐshì)：吸气与呼气的交替如同文明的吐故纳新，身体的伸展折叠恰似文化的碰撞融合。今年国际瑜伽日主题“Yoga for One Earth, One Health”（瑜伽，让地球共生，令健康同在）揭示了其终极(zhōngjí)价值——不是征服或同化，而是如瑜伽“树式”般深扎地球，渴求全人类的福祉。 曹政（上海社科院宗教(zōngjiào)研究所） (本文来自澎湃(pēngpài)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